中央党史出版社隆重推出《我所亲历的胡风案》一书，该书由王文正口述，沈国凡执笔采写。这是首部由当年胡风案的实际办案人员，基于其亲身经历撰写的有关胡风案件的纪实作品。王文正，1955年担任上海“胡风专案”办公室的审讯员，深度参与了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案的预审工作，全程见证了“胡风专案”的整个过程。
拘捕胡风的行动由公安部执行
1955年5月16日傍晚，胡风及其家人围坐在餐桌前，共享晚餐时光，屋门敞开。几位不速之客登门拜访，其中一位是胡风熟识的，全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——刘白羽。
孩子们察觉家中迎来“贵宾”，深知大人有要事在身，遂匆忙扒了几口饭便搁下了碗筷，独自步出了家门。
几人将胡风唤至一室。
胡风被捕行动发生在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拘捕决定之前。关于此举是源于中央的指令还是公安部门的独立决策，我所查阅的资料中并无明确文字记录。然而，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对历史事实的了解，可以断定胡风是在被秘密拘捕两天后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正式宣布了他的拘捕。
公安部负责了对胡风的拘捕行动。事先，公安部已悄无声息地知会了全国作家协会的相关领导，并由作协指派了一位熟识的领导人陪同。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骚动，公安人员身着便服，将车辆停于门外，佯装有事相询胡风，选择在晚餐时分、外界活动较为稀少之际，悄然抵达胡风家中。在场人员于屋内交谈超过一小时。
梅志，胡风的妻子，独自坐在客厅之中，心中忐忑不安，倾听着屋内的声响，对于眼前所发生的变故，她尚感茫然，不知究竟发生了何事。
胡风对于自己被捕一事感到极为意外。从13日至16日被拘捕期间，全国范围内都在热议那些报纸上的“材料”。然而，胡风本人依旧如往常一般，参与会议、接待友人以及练习武术，他绝未料到自己与文艺界领导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，以及与友人往来的信件，竟会演变成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桩重大事件。
与胡风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对话，显然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成果。公安部的工作人员将胡风与梅志分置于两间不同的屋内，严格禁止他们相互接触或进行交流。随后，他们向梅志展示了搜查证，随即对胡风住所展开了细致的搜查。
屋内藏书众多，搜查人员逐一细致翻阅。依据规定，对屋内的信件检查尤为周密，所有信件均被集中存放，以便于后续统一带走。家人的晚餐尚未来得及享用，餐桌上摆放着，筷子随意散落，显得杂乱无章。直至深夜，公安部的搜查人员方才将胡风从屋内带出。
公安部门的同仁正欲将胡风带走，胡风这才向梅志投去一瞥。在他被带走之际，胡风回首一望，目光落在桌上那半碗尚未动过的饭碗之上。
公安部门留下的工作人员，对此地进行了一次全面复查。夜深人静，负责复查的他们觉得任务已告一段落，于是将梅志带离现场。
自此，长达11年的岁月里，胡风与梅志未曾再谋一面。
按照既定部署，公安部留置数人在室内“蹲守”，承担着对电话通话及外来人员的严密监控。直至三个月后，该“蹲守点”方才撤除。
没有一份文件向具体执行者说明政策
我始终难以理解，在清查胡风集团的那段时期，全国范围内竟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。然而，令人费解的是，中央对此并未发布任何正式文件，也未明确划定政策界限。我们这些一线办案人员，日常只能通过学习《人民日报》上的编者按语来指导我们的工作，并以此作为划定政策界限的依据。
诚然，断言政策全无并不确切，实则该政策是在一种隐秘的状态下被传达的。参与人员仅限于参与办案的工作人员。当时的规定是，负责人员需口头传递，接收者可作记录，然而严禁对外泄露。我清楚记得，首次传达是在1955年8月，当时共提出了六项内容。
继而，在九月，我们办案人员再度被召集，会议地点设于上海建国中路二十六号的三楼，即“胡风专案”办公室的会议室。此次传达任务由办公室负责人宋若侠负责。
我至今仍珍藏着那段记忆的原始记录，那是一张纸上的文字。纸上共计记录了六项内容：
1. 与胡风保持着频繁的直接联系，本人亦直接参与了胡风有组织地针对党的文艺领导思想的进攻。这在一小部分地区中，成为了一些被胡风分子所推崇的头目所推崇的行为。
2. 我方将此类人员统称为“一般分子”，这一称谓适用于那些在胡风问题上问题并不严重，然而在其他政治历史问题上却存在严重问题的个体。
3. 深受胡风分子影响的部分人士，我们称之为“影响分子”。他们或曾与胡风及其追随者有过通讯往来，或向其请教，甚至对其怀有崇拜之情。
三条之下，另三条。
1. 与胡风保持着紧密且直接的联系，思想亦与之契合，该人士积极投身创作，始终坚持传播胡风的思想理念，并为胡风的各项事务提供策略支持，或担任某一地区的核心成员。
2. 任何与胡风骨干分子关系紧密，虽认同胡风的主张并参与相关活动，但与胡风本人并无直接关联，亦未为其出谋划策者，均视为普通的胡风分子。
3. 与胡风集团成员并无直接联系，或虽有联系但关系并不紧密。然而，在思想与观点上，他们与胡风集团成员保持一致，有时甚至散布谎言或抱怨，但他们并未涉及对我们的党进行谩骂或诽谤的写作（此类人应被视为受其影响者）。
以上所述，正是我们制定以指导清查胡风分子为目标的内部方针。
如此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，却未有一份文件向具体执行者阐释政策细节，以致无辜牵连者不断遭受冤屈，这亦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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